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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决定格局！城市“鄙视链”下的终极抉择！
笔者曾经针对中国城市的行政级别做了分析。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行政权力只是经济发展的一个侧面反映，真正决定一个城市未来的，依然是经济，而决定经济的，是产业，是这个城市的根基。
其他
产业决定格局！中国急需转向都市圈和城市群战略
当我们提到一个人，总会有第一印象，是颜值高还是普通长相，是做事果断还是磨磨叽叽，是油腔滑调还是老实巴交，我们总会在心里第一时间作出评判。而根据第一印象，就会对这人贴上相应的“标签”。
而国家和城市，同样如此。
在你的国家，你会根据身边所看到的、媒体上了解到的信息，对自己的国家贴上标签，比如“雾霾污染”“人口大国”“世界第二”。而对你没有到过的国家，了解的渠道只剩下媒体信息或道听途说，于是“世界警察”是贴给美国的标签，“美国小弟”是贴给加拿大的标签，“绅士之国”是贴给英国的标签。
每个城市的百科上，都会有“XX之城”“XX之乡”的称号，它简单粗暴的把这座城市最好的一面介绍给外人，这就是它的标签，或者说是定位。
比如“大苹果”纽约、“浪漫之都”巴黎、东方明珠上海、创客之城深圳等等。甚至中国的二三线城市，也有自己独特的定位，“人间天堂”杭州、“千年帝都，牡丹花城”洛阳、“瓷都”景德镇、“煤都”抚顺等等，甚至一个城市有多个不同的标签。
浪漫对应的文化，创客对应的科技创新，牡丹花城对应的旅游，瓷都、煤都则对应的是能源材料……标签的背后，都是产业在支撑。
挖掘一座城市，需要透过标签发现其背后的产业，这才是城市发展的源动力所在。
经过一场2016年的房价暴涨，很新词开始口口相传，比如“鄙视链”。从房价到区域，从中产到相亲，甚至连小孩看的动画片都存在鄙视链。
产业，同样存在“鄙视链”，更严格的来说，是一条注定而又残酷的食物链。
拾叶老师曾在《中美经济博弈真相！全球三大层级国家排位战！》一文中，提到全球国家的三层分级格局：
主导消费国在顶端，制造国在中间，原材料和能源国家则处于第三层级。第三层级向第二层级输送原材料和能源，经过加工，第二层级向第一层级输送最终产品，这就形成了全球的贸易体系，以及政治格局。
放在城市中，同样有相似的链条：
原材料/能源城市——制造加工城市（初级加工/深度加工）——消费型城市——金融城市
以一部苹果手机为例：
加州硅谷库比蒂诺的苹果总部设计——拉美等国提供制造手机需要的原材料，如玻璃、金属——再将各种零部件运到中国郑州组装——运往全球市场销售，最终苹果在纽约上市，实现一个链条的运转。
于是，资源型城市永远处在食物链最底端，加工制造型城市处于中低端，是平台性城市，消费型城市提供需求，而最终，金融占领制高点。
一切商业模式的最终，都必然通过金融变现，或为金融服务。
这样的链条放在全球，是基本适用的。
比如在美国，矿产资源丰富的内华达州的城市，必然层级低于芝加哥、底特律等制造型城市，而芝加哥、底特律却要在硅谷面前低头，硅谷的公司又不得不在纽约上市，才能取得成功。
内华达州城市——芝加哥/底特律——硅谷——纽约
而这与他们各自的经济水平是呈正相关的。
这就是产业决定其定位，而定位又决定城市的发展未来。一个以矿产为主产业的城市，永远不会强过一个金融中心城市，无论你的开矿技术多么先进、产量如何高，你始终处于城市链条的底端。
放在中国同样适用。
以一件衣服的生产为例：
新疆生产棉花——拿到山东做纱线——再到江浙做成面料——运到广东加工成品服装——再到北京上海被消费——公司做大后在上海或深圳上市
在这条传统产业链中，新疆——山东——江浙——广东——上海，省份经济水平与产业层级也是正相关的。
粗放型的劳动密集型生产，就决定城市所处的层级较低；技术含量高、脑力为主的生产，就决定城市所处的层级较高。这也是为什么众多城市竞相吸引高层次人才、争建金融中心城市的原因。
于是，按照产业定位，就能得到下面的城市链条：
1、上海是金融中心，是食物链顶端城市；
2、北京是权力中心，在监管上处于最上层，对其他城市具有指导作用；
3、深圳是科技创新中心，武汉、合肥、杭州正在追赶，科技决定着未来走向；
4、苏州、无锡、东莞等制造业发达城市，承担着深加工、制成品的角色；
5、262个资源型城市，处于最底端，为整个中国产业提供最基础的原材料；
6、昆明、厦门、三亚等文旅城市，承担着调解人们精神需求的角色。
7、平台型城市较为特殊，广州、杭州承担贸易平台角色，广州是传统的国际贸易中心，而杭州则是新兴的电商交易中心；
8、郑州、武汉等交通枢纽型城市，则为各类城市之间互通有无提供物流通道。
可以看出产业定位上，有以下三个特点：
1、先天因素决定城市定位。比如西部城市资源丰富，但地形复杂，经济却不发达，先天性的被贴上资源型城市的标签；比如中部的河南，地处中原，先天优势自然被贴上农业大省标签；比如东部的江浙地区，土地贫瘠，于是商业活动才如此发达。
城市所处的环境，先天优劣已给你设定好，无论作出何种努力，改变环境还是太难。你让鄂尔多斯再诞生一个阿里巴巴，无异于白日做梦。
2、一个城市有多个定位。比如深圳，是科技创新中心，但同样也承担部分金融中心任务；比如杭州，其科技、电商、文旅都有相应标签，定位越多发展空间越大，但最多不应超过3个，否则，太多的标签会让城市失去性格，变得模糊。
3、互联网时代正在改变这一链条。传统的产业链条正在被互联网改变，尤其是贸易环节，广州的没落和杭州的崛起，正式这一特征的表现。移动互联时代，人们的交易成本降低，但物流成本却上升了，因此像郑州、武汉等枢纽型城市变得举足轻重。
后记：
自然界的食物链是优胜劣汰的先天选择，而城市食物链同样残酷现实。
一个城市的主导产业，决定了它本身的定位。“城市鄙视链”最底端的城市，几乎不可能翻身，而站在最顶端的金融中心或权力中心，坐拥全国资源，吸收其他城市的发展红利，“笑看他人哭”。
作者：老船长
来源：米筐投资（微信ID：mikuangtouzi）
中国急需转向都市圈和城市群战略
陆铭，复旦大学经济学教授
本文共计3132字数，阅读约需要7分钟。
当前中国经济出现趋势性的下滑，根本原因在于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持续下滑。其中，重要的原因在于行政力量配置的资源被导向地理位置相对偏远的人口流出地，而由经济集聚效应驱动的人口向大城市集中却遇到公共服务、住房和基础设施的短缺，从而出现地区间资源错配的困境。
为了迎接未来全球都市圈引领的竞争，也为了缓解中国经济的趋势性下滑，未来中国应实施以超大城市为带动的都市圈和城市群发展战略。一方面，让市场成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力量，让资源配置到回报更高的地区，在地区之间着眼于人均收入意义上的平衡发展。同时，政府更好地发挥作用，以土地和户籍制度的联动改革为抓手，在供给侧以土地、住房、公共服务和基础设施的供应增加适应人口增长带来的有效需求。
中国经济的趋势性下滑源于地区间和城市间的资源错配
研究显示，中国经济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下滑从2003年就开始了，只是在2003年至国际金融危机爆发这段时间，投资驱动型的经济增长和外需强劲拉动，掩盖了效率恶化的各种问题。
研究显示，全要素生产率增长恶化的原因在于政策导致的资源错配。数据显示，全国范围内的资源错配指标在2003年之后出现了恶化，其中，恶化程度最严重的是西部，其次是中部，相对来说比较好的是东部。同时也有研究显示，在那之后，全国地区和地区之间的产业分工程度不仅没有加强，反而有所恶化。
资源错配的根源是行政控制的资源配置方向与市场驱动的人口流动方向出现背离。规模经济和产业集聚效应驱动人口向少数大城市和都市圈集中的经济规律被忽视。在人口流入地，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的规划和实际供给远远滞后于人口增长所带来的需求。特别是在土地供应方面，2003年之后，在经济相对比较发达的人口流入地，土地供应的增长速度出现明显的下滑，结果导致这些城市出现了快速的房价上升。
而在欠发达地区，由于平衡地区间发展被理解为经济总量增长的追赶，大量经济资源被引导到人口流出地。其中问题特别突出的是，建设用地指标被更多地配置在了人口流出的欠发达地区，被转化成了总量过剩且零散分布的工业园和大量缺乏实际需求的新城、鬼城。特别是在2009年的刺激计划之后，大量新城的建设出现在中国的中西部，规划的面积远远超过实际需要，规划的密度也非常低，造成了近年来欠发达地区住房库存严重的现象。
中国急需扭转三个认识误区
资源错配的结果源自于当下正在流行的三个误导性的观点，而实际上经济规律与国际经验却并非如此。
第一，很多人都认为中国的一线城市太大了，人太多了。事实上并非如此，北京和上海严格说来不只是一个城市，而是多个城市围绕着中心城市组成的都市圈。它们管辖的面积也分别达到1.6万平方公里（其中平原面积为6300平方公里）和6000平方公里。如果按照都市圈来建设的话，那么，这些地方可比照的都是东京都市圈，其连成片的都市建成区半径超过50公里，人口规模已经超过3700万。在这个意义上，中国仍然没有一个地方达到东京圈的规模。2015年底，北京和上海管辖的人口规模仅仅为2171万和2415多万，即使把相邻的一些小城市纳入都市圈的统计，在与东京都市圈可比的北京、上海都市圈范围内，市场一体化和基础设施的连通性都要落后东京很多。
第二，人们认为经济向沿海地区和一些特大超大城市集中，导致地区间经济发展不平衡。事实上，中国的问题不是经济过度集聚。有大量的证据证明，中国的经济集聚程度远远低于发达国家，甚至比相近发展阶段的发展中国家都更低。中国的真正问题在于人口的集中程度远远低于经济的集中程度，这样，不同地区的人均GDP差距就被拉大了。而解决这一问题的根本办法，不是让经济分布更为均匀，而应让人口更为自由地流动，让每个地区占全国的人口份额与GDP份额一致，从而实现人均意义上的平衡发展。
第三，在大城市那端，很多人认为人口密度高是造成问题的原因。事实上并非如此，在纽约、东京、伦敦这样的世界一线城市，目前出现的趋势是人们重新回到市中心，原因在于以信息、知识和技术为核心竞争力的现代服务业恰恰需要更多的人口集聚，借助于人口密度来进行知识的生产和传播。同时，紧凑型的城市发展可以减少人们的通勤距离，有利于缓解交通拥堵和减少碳排放。疏散中心城区人口，导致的结果是人们进行互动和知识交换的需求受到抑制，城市活力下降。甚至进一步拉长了人们的通行距离，反而加剧了拥堵问题。
以超大城市为带动的都市圈和城市群发展战略
未来全球范围内国家和国家之间的竞争，本质上是少数大城市和都市圈之间的竞争，科技和现代服务业将成为其核心竞争力。正是在这一驱动力之下，在全世界范围之内，人口仍然在进一步向大城市和大都市圈集中，纽约、伦敦和东京等全球城市的中心城区正在通过紧凑型城市的发展，进一步集聚人口。
为顺应全球经济发展的趋势和城市发展规律，中国应实施由核心大城市带动的都市圈和城市群发展战略。在当前背景下，雄安新区的建设是环北京都市圈发展大战略的一部分，在长三角地区出现的嘉兴主动对接上海现象，是建设上海都市圈的契机，而在珠三角地区，粤港澳大湾区的建设也在打造世界级的大都市圈。
这样的以超大城市为带动的都市圈和城市群发展战略，可以同时解决当前中国经济出现的几大问题，使中国摆脱经济增长趋势性下滑的困境。为此我们提出几个方面的战略调整。
第一，在核心大城市制定蔓延半径在50公里左右的都市圈发展战略，同时，再以大体量和快速度的轨道交通连接起大都市圈和周边的中小城市，形成城市网络。这一战略将为下一阶段的中国经济增长形成巨大的动能，并以此为带动继续吸纳其他地区的人口。人口流出地则加强自己的比较优势和专业化分工，在人口减少的过程当中提高人均资源占有量和人均收入。在地区和地区之间建立起着眼于人均收入和公共服务均等化为目标的均衡发展战略，取代当前资源均匀分布和产业同构的发展模式。
第二，以人口城乡间更为自由的流动来对冲人口红利总量下降的负面影响。当前中国经济90％来自于工业和服务业，其中服务业比重已经超过一半。沿海地区特别是一线城市正在出现劳动力短缺，而服务业，特别是生活性服务业，对于劳动技能的要求相对来说并不高。因此，人口更为自由地向城市和大城市流动，能够增加城市的劳动力供给，起到降成本的作用。同时又可为大量低收入者提供更为充分的就业机会，对于缓解贫困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
第三，人口城市化和向大城市集中的过程，将释放巨大的需求，有利于中国经济启动消费，调整经济结构。我们的研究显示，相比于本地城镇居民，非本地户口的常住人口人均消费要低16％到20％，这种“户籍制约消费”的效应在一线城市尤其巨大。根据测算，如果户籍制度改革到位，这些消费得到释放，那么经济增长每年大约可以加快1个百分点。
第四，在人口城市化的过程当中，可以极大地改善下一代的教育水平和质量，有利于人力资本积累。当前的留守儿童和进城随迁子女数量占到学龄儿童的大约三分之一，如果这部分孩子教育水平和质量能够在城市中得到提高，是未来中国巨大的人力资本储备。反之，如果他们的教育不能得到有效的改进，将为未来的经济增长和社会和谐发展埋下严重的隐患。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根据近来的统计，仅四个超大型城市在留守儿童数量中贡献了大约五分之一。留守儿童的父母在所在城市依法工作并贡献税收，却难以让他们的孩子在工作地接受教育，这一现状与世界通行的公共服务覆盖常住人口的原则相悖，应尽快得到改变。
第五，土地供应与人口流动方向相一致，住房供应与人口流动带来的住房需求相一致。在人口持续增长和房价高企的城市应增加土地供应，而在住房库存持续居高不下的人口流出地区（特别是三、四线城市），应减少（甚至终止）土地供应。存量的建设用地指标，应可以跨地区交易和再配置，改善其使用和配置效率，以此促进地区之间的相互分工。这样既可以为大都市和都市圈发展战略提供充足的土地供应，防止房价过快上涨，同时又可减少在人口流出地的已经过剩的空城、鬼城和闲置的工业园，以及与之相关的政府沉重的财政负担。
第六，在人口持续流入的大城市，特别是中心城区，通过供给侧增加公共服务和基础设施的供给来缓解城市病。当前，超大城市的人口和土地规划与世界范围内全球城市的普遍趋势并不吻合，如果不及时调整，非常可能在未来出现更严重的公共服务和基础设施短缺。而顺应人口增长的公共服务和基础设施投资既可在短期内拉动经济增长，又可在中长期拥有可持续的回报，从而在经济增长和城市宜居两个目标上收到一石二鸟之效。
来源：价值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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